从实学派学者的笔端，重新审视正祖的改革

实学与王权之间，合作与批判的界限

朝鲜后期，正祖（1752~1800）被评价为一位主导了诸多改革政策的君主，如设立奎章阁、任用庶孽、废除禁乱廛权等 ¹, ²。然而，即便是支持正祖改革并参与政策实施的实学派学者，也未掩饰对其政策矛盾之处那敏锐批判的目光。这是因为实学并非单纯强化王权的工具，而是一种旨在解决封建制度矛盾、践行经世致用（經世致用）的思想导向。因此，实学派学者审视正祖改革的视角，呈现出合作与批判交织的复杂面貌。

围绕正祖改革的思想格局与老论壁派的反弹

正祖的改革重点在于依托君主超越性的权力，通过土地改革等方式解决封建制度的矛盾。他利用与思悼世子之死相关的“壬午义理”进行政治运作，与申明应、蔡济恭、朴趾源等实学派学者合作，试图缓和身份制度的矛盾 ³。此外，他不仅包容朱子学，还接纳阳明学乃至西学，打出强化君主权力的“君主道统说” ³。

然而，这些尝试招致了重视传统正统朱子学名分论的老论壁派的强烈反弹 ²。这是因为正祖的改革政策与重视实用和实利的实学性质相契合。实学派学者参与的政策包含了对原有以士大夫为中心的社会结构的担忧以及对制度形式主义的批判，这进而演变为与老论势力的政治冲突。

围绕文体反正与压制邪学的争论

正祖的文化政策“文体反正”是鲜明暴露其与实学派学者冲突的案例。文体反正是将当时实学派学者所接受的清朝考据学及小说体文章（小品文）定性为“杂文（邪学）”并予以禁止的措施 ¹。

针对这一措施，学术界存在截然相反的解读。首先，釜山大学姜名宽教授评价正祖为“书籍与思想的压制者”。他分析认为，文体反正的本质在于“搜捕违背性理学的异端思想”，正祖试图依赖保守的正统朱子学来追求统治时代的完美 ¹。茶山研究所企划室长金泰熙也将其定义为文艺复兴政策的自相矛盾与自我否定。他指出，由于纯元王后在正祖去世后以“终结邪学”为名，为压制实学派等改革势力提供了口实，因此很难说正祖对随后展开的势道政治和血腥民乱毫无责任，这是一种批判性的视角 ¹。

另一方面，汉江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李德一反驳称，文体反正是一种高超的政治策略，旨在牵制老论势力并抵御对天主教的镇压。其解读是，在 양반 家族天主教徒焚烧神主（珍山事件）之后，随着镇压天主教呼声的高涨，正祖通过禁止稗官小品和明清之际的文集，转移了政局的焦点 ¹。他还主张，将朴趾源纳入文体反正的对象，既是为了将其任命至要职的怀柔手段，也是为了渡过镇压天主教风暴的战略 ¹。他评价道，禁书举措批判了因固守中国学问而导致的士大夫无能，并强调了主体思想；而对考据学的批判，则是指责清朝知识分子安于现状的态度 ¹。

荡平政治与权力集中的悖论

正祖推行了防止特定朋党垄断、均衡安排要职的荡平政策 ²。他起用庶孽出身的朴齐家、李德懋等人为奎章阁检书官，以北学派为中心鼓励实学风气，从而确立了强化王权的支持基础 ²。这些荡平举措在防止特定家族专权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

然而，也存在批判性观点认为，荡平策未能转化为政治体制的结构性变革，仅仅沦为依赖国王个人能力的权宜之计 ²。有分析指出，在缓解朋党对立的进程中，反而导致了权力集中于国王及其周边少数实学势力的结果 ²。最终，正祖因担心身后王权弱化，迎娶了老论时派家族的女子作为世子嫔，但这反而使得金祖淳一族掌握了权力，正式开启了持续60年的势道政治 ²。

认识实学与正祖改革的局限

朝鲜后期的实学超越了单纯的政策咨询，是旨在建立新国家体制的最高改革理念 ³。正祖继承荡平论，努力将实学思想反映到政策中，但采纳柳馨远的《磻溪随录》、崔锡鼎的法典编纂论以及制定均役法等制度基础的奠基，被视为其父英祖时期的功绩 ³。正祖继承这些成果，以奎章阁为中心与实学派学者探讨国家构想，试图实现制度的完善，但未能达到权力结构的系统化 ³。

正祖的改革是在国王与实学派这一少数势力合作的局限下运作的 ²。实学派学者虽然参与了王权强化政策，却不得不批判文体反正等政策上的自相矛盾，其原因在于他们未能克服经世致用的理想与以王权为中心的现实政治之间产生的结构性冲突。随着正祖的突然去世，与实学思想结合的改革政治成果化为泡影，随后迎来了19世纪的势道政治时代 ³, ²。